(录制日期:2005年10月)关羽,三国时蜀国一位将军,在其身后的1000多年的岁月中,他一路由将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直至今天,成为中国传统的忠义精神的化身。关公做为道德楷模被不断提升,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形态演化规律?忠义做为一种伦理精神,又该怎样与今天的法制社会相融合? 李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开坛》。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历史过程,历数那些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让我们仰望并且灿若星辰的名字,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有两个人是被后世尊为圣人的:一位就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的“文圣”孔子,另外一位就是被称为“武圣”的关公,那么今天我们就从">

博客网 >

节目回放:《关公何以为圣》
作者:分类:默认分类标签:
 
 

关公:何以为圣

(录制日期:200510月)

关羽,三国时蜀国一位将军,在其身后的1000多年的岁月中,他一路由将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直至今天,成为中国传统的忠义精神的化身。关公做为道德楷模被不断提升,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形态演化规律?忠义做为一种伦理精神,又该怎样与今天的法制社会相融合?

 

 

李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开坛》。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历史过程,历数那些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让我们仰望并且灿若星辰的名字,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有两个人是被后世尊为圣人的:一位就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的“文圣”孔子,另外一位就是被称为“武圣”的关公,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关羽开始来讨论,为什么一个普通人会被尊为圣人?而且这个人被尊为圣人之后,给我们的文明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认识一下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王学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人的幽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等。曾从历史的视角、以学术探讨的态度对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提出质疑,并从社会演变和游民文化的角度对关羽崇拜及忠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王毅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文学所编辑。曾发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史等方面的著述,近年来经常在《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时事评论。近期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皇权专制制度晚期的社会形态;“文革”与中国国民信仰方式和信仰传统的关系等。

(一)

关羽的人生之路是以一位身首异处、未得善终的败军之将的形象结束的。关羽未能开创一个时代,同样,那个乱世英雄起四方的三国时代也没有塑造出关羽的神圣形象。真正塑造关羽形象的时代是在其去世近八百年后,那是怎样一个时代,能穿越久远的时空,塑造关羽的神圣?

李蕾: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去看了很多关于关公的资料,发现对于他的称谓,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变迁过程:最初我们都知道他的名字――关羽,字云长,那么后来被称为关公, 再往后呢,就成了关帝、关圣人。这样一个变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在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中,关羽仅仅是一位战功显赫的将军。在其去世51年之后,才由蜀汉后主追赐为壮缪侯。这一封号在当时并不显赫。

到了唐代,从当时诸多诗人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当时三国故事的主角,是张飞等人,而非关羽。〔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李商隐〕

关羽地位的提升,发生在北宋将亡之际。宋徽宗曾在短短的21年中,连续四次对关公加封,由忠惠公崇宁真君武安王直至义勇武安王

明清时期,关羽开始被神化。明神宗曾将关羽褒封为协天大帝。清末光绪时,加封给关羽的封号,竟长达二十四字: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几乎用尽了中国封建时代所能找到的美好词汇。其庙被尊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集人君天帝神圣于一身的关公,被抬举到至尊至圣的地位。

李蕾: 可能看了这个短片, 很多人就有一个困惑,之前关羽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为什么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就是我们所说的宋元之际,他会从一个人变成了神?

王学泰:关公嘛,在《三国志》中,他的传记记载非常简炼, 只有几百字。这几百字之中, 记录了他的一生简短的生平。当时嘛,他是一个失败的将领。他当然他为西蜀的建立 也立了很多功勋,但是最后呢大意失掉荆州,就为西楚后来的失败埋伏下很重的一个根子。

关羽不是一下子突然成为神的。关公被杀以后,因为他的尸首分成两处,头被拿到北方,身子呢到荆州,所以后来就在荆州出现许多关于关公的传说,比如关公显圣了 ,有圣迹出现,佛教和道教都在描写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些现象就为他后来的成神成圣奠定了一个基础。

那么为什么他显圣的事那么多呢?我觉得这个跟关公的的身子在荆州有很大关系,跟荆州所居集的人非常有关系。因为荆州是中原,中原那会是比较发达的。北方一发生战乱以后呢, 人往南跑,很多人跑到荆州就停住了,荆州是几乎是北方士人南逃聚集的一个地方。王参大家都知道是建安七子里面很著名的一位诗人,他写过一首很著名的赋叫《登楼赋》,就在荆州写的,他就寄居于荆州。当时像他一样的北方来的很多文人都聚集在荆州。所以说刘表这个人也很好客嘛,这个从刘表当时的一些作为和这个当时的荆州发展情况可以看出来,荆州那儿流浪的士人很多。

而这个关公的下场也很悲惨,他本身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亡命出身,这是在史书中有正式记载的。当然后来传说中这个记载就更丰富了,说他在家乡为一个贫民报了仇,后来逃跑了,逃跑就叫亡命,就说离开了他的家乡。我们知道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人的一切关系都在他的家乡,他的亲缘关系在他的家乡,他的地缘关系在他的家乡,他在他家乡可以既受到家乡的控制,也受到家乡的保护,而他离开家乡成为一个特殊的人,成了游离出宗法社会之外的一个人,我给起了一个名叫游民,就是脱离了宗法秩序的人。这样的人他就跟我们宗法人不同,我们宗法人在宗法社会中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生活,宗法既控制你,也保护你,就是说你有困难了,宗法它要保护你,它可能救济你;但是你要是做了宗法制度认为是出格的事,它也要惩戒你, 甚至有些惩戒是非常严酷的。那个妇女被沉潭什么的,你看毛主席1927年写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他就写到那种族权之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关公的身份和性格自然产生了变化, 他成为一个亡命者,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他又客死于异乡,死在荆州。 古代人讲究即使死了,要狐死守丘, 就说狐狸死了它的头都要对着它最初的那个家乡的那个丘――就那个小的那种隆包。狐狸尚且如此,何况人呢?他死了不得归家,而且还身首异处。他这种悲惨遭遇,我想肯定会给当地的漂泊者以感触。所以人们对他的怀念会很多的,所以他的圣迹和神迹、很多传说的出现,我想可能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后来呢到了唐代,因为我们注意唐代以前呢,文武是不分家的, 唐代开始文武分家。所以除了文圣之外呢,又出了一个武圣。 武圣是谁呢? 那会并不是关公,而是姜子牙姜尚,那是帮助武王打天下的,而且他的确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当时有从祀从员从祀人员就是说能跟他作陪的, 能作为陪祭的就有关公。后来等到了北宋初年, 赵匡胤取得天下之后,参观武圣殿的时候,他觉得有很多将领不够格,就说觉得这些人没有功业,是失败者,比如张飞、关公、周瑜等等,他都给去掉了。所以说呢,这会好象关公的地位有所降落。但是后来就等到北宋末年,关公的地位有了一次飙升。

李蕾:那为什么在宋元时期,忽然就会把关羽捧到这么一个高度,然后让他成为一个神化的偶像拿出来崇拜?

王学泰:北宋是通俗文学发展的一个时代,通俗文学为什么发展呢?城市繁荣了。城市为什么繁荣呢?工商业繁荣了。工商业为什么繁荣呢?因为城市的结构改变了。城市的结构在唐代的时候,是城坊制,咱们西安就是典型的城坊制的一个城市。什么叫城坊制?就是大城套着小城,长安城内这有一百零八坊, 每坊夜里都要关门。所以说呢外地的人――游民根本没法在那里生活。等到了宋代,汴京改成什么?就跟我们现在的这种城市结构差不多,改成叫街巷制。所以商业它就在街巷上发展起来。所以那些脱离宗法的人进了城,他可以谋生了。所以在这会通俗文艺―― 为城市市民服务的通俗文艺发展起来了。通俗文艺中很大一部分,就演说三国故事,当时叫“说三分”。“说三分”中就跟唐代不同了,唐代讲的三国的故事的着眼点在于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你看杜甫的《咏武候祠》也好,李商隐写的《蜀中意写诗》也好,都是讲刘备如何信任诸葛亮问题,都是讲君圣臣贤的问题,这会的三国故事,是文人士大夫眼中三国的故事。等到后来等到了北宋,它就变了变成刘关张的故事,就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桃园三结义这个故事,历史上并没有,这又是通俗文艺家们创造了这个故事。为什么要创造这个故事?就是讲让漂泊者如何结合起来,一起找出路。

为什么宋元时代关公成为了一个神,获得一个很高的地位?另外跟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也非常有关系。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完整的被我们后代认为是标准的关公像呢,是出在于金。这个图呢是在上个世纪初在黑水河出土的。出土时被一个俄国的军人给盗回到彼得堡,后来藏到彼得堡。你可以看到那个关公的像中,几个元素都具备了:有青龙偃月刀,有美髯,穿着锦袍,有关平,有周仓等等。这些被我们后世所认为的关公的标准元素,在那上边基本上全有。可是我们读北宋时期文人的诗的时候,苏门六君子里有一个叫李荐的,他有一首诗写到他到关公庙去参观的时候,还是写到关公是槊,就是丈八长矛,青龙偃月刀这个还没定下来。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是金这个少数民族给定的。后来等到元代吧,把他捧为神,视为护法神,佛教中跟韦陀一个地位。所以我就想为什么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反而对关公这样崇拜呢?这起码有两个关系:第一个就是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文化的时候,都要融入中原文化。那会中原文化的确是比少数民族那文化要进步一些。而当他们融入汉族文化的时候,他最初接触的不是经典文化,接触的恰恰是通俗文化。因为经典文化接受起来,那得需要时间,不是那么快地就能接受了。通俗文化嘛不仅语言上是白话,跟人们说话很接近,而且它的这个逻辑思维、价值观念比较简洁。这就比经典文化更容易为少数民族所接受。因而他们也很快就熟悉了通俗文化里边的关公。

李蕾: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所以关公这个神很容易就被人接受了。那么为什么他们会看重关公这样一个神呢?关公身上有什么样的元素和特性,让他们特别地推崇呢?

王毅:关羽最突出的给人的特点就是他的忠义,对于忠和义的这个概念,他是一个最完善的一个代表。宋元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的这个社会发展到宋元以后,已经进入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后期,就是宗法社会发展的后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这个破产的农民不断地脱离这个宗法关系,不断地进入城市。这个宗法的社会关系就逐渐地受到了削弱,或者受到了威胁。再有呢就是王朝不断地衰败,使这个知识阶层,对于这个统治王朝的合法性有了很大的怀疑。所有诸如此类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呢,对于这个传统的社会伦理,它就要打一个问号。就像人走到中年,他身体内部的有些机能开始衰退,疾病就开始侵袭他,这个时候就给人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提出了一个很高的任务,他就要调动自身内部的固有的这个免疫系统加强自身的能力,来维系各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来强调自身的生命的活性。 所以义的这个概念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强化。本来它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伦理的概念,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首先是君臣大义就不断地突出来了。同时,像刚才王老师讲的就是游离出宗法社会的那些游民,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也需要义的关系来维系。所以这样一个多重的因素呢,就使这个义的概念,在维系社会平衡的比重当中,它就逐渐地加大。也就是说不管从统治者维持统治的角度来讲也好,从下层民众维系自己的利益需求来讲也好,无一例外地都很看重这一点。

    关羽最初是作为一个人格神被人们崇拜。在中国的宗教的体系当中,神性是由很多那个基本的因素来构成的,比如说他有无边的法力,能呼风唤雨的,就是风神、雨神,可以控制水的就是水神,掌控一方山水的就是土地神、山神等等,这是属于自然神的范畴;还有一种是祖先神,比如女娲,包括我们陕西黄帝陵供奉的黄帝等等,中国人拜谒祖先,祭祖当祭神。他们在血统上是我们民族或者在更早是我们氏族的源头,所以他们有一种神性的体现,所以我们把他奉颂为神;慢慢这个社会发达了以后,分化了以后,分出很多行业神。什么叫行业神呢?就是每一个行业他要供奉出一个保佑自己行业发展的、给自己行业提供一个特别强有力支持的一个法力无边的人物或者具有大智慧的人物,比如说鲁班,就是木工的行业神,以前的这个木匠走到哪都要拜鲁班,比如说梨园界唱戏的人他要拜这个玄宗等等;另外一类就是人格神,中国最开始的人格神还不是关公,中国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有很多这个著名的人物,他们是以自己的高风亮节或者对于这个社会伦理的突出的一个克守来表明自己人格的,比如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屈原、伍子胥等等这些人,后来慢慢地关公因为其忠义逐渐成为被普遍尊崇的人格神。

 

(二)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被传为千古佳话,其联系的纽带就是一个字。为了“义”,关羽在兄弟失散、徐州被困的情况下,降曹之时也不忘约法三章:“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在曹营中,即使曹操用尽金银美女、高官厚禄,也丝毫没能令其动心。为了义,似乎没什么不能做。很难想像在一个法制社会,刘备触犯了法律,关羽会怎么做?在文明的进程中,忠义思想和法制精神究竟该进行怎样的碰撞与融合?

李蕾: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关公的故事,那你们觉得关公身上的“义”字具体的体现有哪些?

观众:从关羽的“义”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毛宗岗对关羽好象有这么一句评价,他说义释华容道,就说是华容道放走曹操这一时刻,是他的“义”表现的最深刻的一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他对刘备的忠,他们是弟兄,情理上应该是这样通的。但是对于曹操就不一样了,因为曹操在当时是他的政治对手,这时候他能放走对手,意味着他给自己的一方留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说明他首先超越了政治;另外他也超越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跟诸葛亮立下了军令状,这时候如果回去的话,他可能就失去生命。但是这时候他不管政治和个人的生命的这种危险而放走曹操。所以应该说这应该是他“义”最深刻的一点表现。

王学泰:实际他这块的这个“义”就是一种游民意识。游民意识是什么?就是报恩!曹操对天下人都是坏蛋,但是他对关羽好过,关羽感觉到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要放他一马。实际上这个“义”是中国古代,歧义最多的一个道德观念。就说这“仁”和“义”,“仁者爱人”――这谁也不会歪曲;那么,“义”的本义是什么?“义者宜也”。 就是说什么叫义,义就是应该的。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对这个什么是应该有不同的理解。孔子就讲“以礼之变”,就是你遵守礼它才叫义,要重义而轻利,他特别强调义和利的差别;但墨子就不同,墨子就认为义就是利,没有利哪来的义?所以游民讲的这个义,跟文人士大夫讲义就绝对不同了。因为游民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在他极困难的时候拉他一把,说最普通的话就是给钱。所以李逵就觉得宋江特别义气,就是给他十两银子, 让他赌钱去, 就觉得特别讲义气。武松也这样他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他钱了,那他心里满怀感激。 而金圣叹往往批判宋江,说用钱拉拢人,你这不是义气,他是从文人士大夫角度讲这个义气,实际上游民看来没钱还有什么义。 所以说这个义是一个歧义很多的一个道德。 

王毅:所以我们看宋代儒学家,他们对于这个义的概念的定义都是不含糊的,都是跟民间社会对义的概念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比如欧阳修这样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你看他作的《新五代史》,里面大量表彰的人物是什么?就是讲君臣大义的那样的人。他最痛恨的那些人,就是破坏君臣大义这样的人。哪怕你的社会地位很低,你是一个仆人,但是你对你的主人能够尽到一个对尊卑有序的誓死维护,捍卫这样一个等级秩序的话,他都给予了很高的的表彰。但是在原始儒家或者早期儒家当中,这些东西是很淡薄的,是基本上没有这些东西。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以后,他有这样一个迫切的需要,他需要拿这种东西来维系社会的一种宗法伦理关系,他不得不把这种东西放在一个很神圣的地位。

李蕾:刚才这位朋友给我们讲关公放走曹操这个例子,这倒是让我想到了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我曾经到山东的烟台去做过一个采访,当时拍一个纪录片,这个片子的名字叫做《兄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一家兄弟两个人,从小就是孤儿,相依为命。哥哥从小辍学打工,甚至卖血供着弟弟上学,直到弟弟念了大学。后来要交大学学费的时候,家里头非常没有钱,怎么办呢?哥哥当时在打工,铤而走险去偷了电脑,然后把这个电脑卖掉,给弟弟寄出了学费。后来弟弟开学一个月的时候,这个案子事发了,然后当地公安部门到学校找到弟弟,说现在你的哥哥出了这么一档子事,我们需要你配合,给你的哥哥打电话叫他到学校来,我们要抓他。这个弟弟当时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所谓的大义灭亲。我不知道这种行为如果拿关公的忠义思想来看的话,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解?那如果拿我们现在的这种法制规范来看的话,它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二者存在冲突吗?

王学泰:我觉得这点从法律来说就不对!法律应该是亲属不相证的,这本来是文明法律的一个基本规则。如果他非得让儿子揭发老子,非得让老子举证儿子,这实际上不是文明,这不符合文明法律的规范,我认为。本来这个问题在汉代就解决了,汉代的法律中,它就规定父子之间的不相举证,除了大逆之罪,就反抗朝廷这个罪恶。天理大于人理 天理是什么?就是人的血缘关系。它大于社会的伦理、 社会的一般规范。因为维护天理本身是维护社会规范的最基础的基础,你把这个基础破坏了,你建立起来的那个大厦,肯定是不稳定的,再完善也不稳定。所以古人特别强调要厚人伦,我们那会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这句话是极荒唐、极封建的话,可是到老了之后,我感觉到这真是有些道理的。你追求的一些做法可能在短暂时期上能获得政治利益、法律利益,但是长远看来,一个社会是要长期存在下去的,不是只存在二十年就火星撞了地球了,就毁灭了。而社会要长期存在下去需要很多培植,但是最基本的规则―― 生物的最基本规则是血缘联系,这种规则一定要搞好,你破坏了这个规则,等于破坏了你后天很多建立的规则。

李蕾:王毅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毅:你说的那个例子,我觉得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对弱势群体,这个“义”为什么产生?你刚才说的这相依为命的俩兄弟,为什么哥哥要卖血来支持弟弟上学?要偷窃来给弟弟交学费?我还听说更惨烈的,就是一个东北的父亲,在广东打工,最后在广州犯了很严重的刑事犯罪,最后呢警察来抓他, 是在什么地方抓到他的?是在他儿子交学费的地方,他在广东的刑事犯罪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钱!为了给儿子来交这个学费!你说,他是用这样一个巨大的血的代价、一个对社会危害很大的行为、对家庭、对自己伤害很大的行为,来维系一个家庭的亲情。这样就是两个系统一个系统就是家庭的伦理的价值,象王学泰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是人的不能割舍的一个基本的、天然的血亲联系。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能不能建立一套对这个人情伦理不破坏或者尽量减少破坏的规范体系,来发展我们的社会制度、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环境?就比如这个例子,能不能哥哥不卖血,也能够通过其它的社会救济的方式或者公益救济的方式,来支撑弟弟的学业?正因为这个社会没有一个更制度化的设计,所以他不得不来花这样一个巨大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在社会伦理学上他表现就是一个“义”,就是自己不惜牺牲任何代价把自己的爱,把自己的一个有益行为施予他的受惠者。那么这样一个行为就给人类伦理提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难题,所以你在这个制度设计当中,没法两全选择。

 

(三)

200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副对联令人们印象深刻:泰山日 壶口烟 天地奇观;孔子仁关公义 人文典范。关公代表的“义”和孔子创立的“仁”,并列成为中华文明中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共同支撑着2000余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在今天的现代文明社会中,我们面对这样一笔精神遗产,又该进行怎样的清点和挖掘?

观众:我想请教两位老师一个问题,是在当今的中国吧,我们大家越来越热衷于看各种各样的历史剧,那每次看到这个小人或者奸臣上场的时候,我们都是义愤填膺的。我就想问一下,在当今社会我们价值观念中是不是还存在很重的那种忠义情节呢?

王毅:这是中国文化中通俗文学长期发展,包括通俗的国民政治文化心理长期按照这样一个轨道发展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不知不觉把这样东西装在我们心里。以前不是讲吗?说是中国在儒、道以外,还有另外一教就是小说教。就是这种东西成为一种教化民众最有力的方式和渠道,这样一套价值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们。因为中国以前的老百姓甚至一直到现在,我们很多人,获得历史知识、政治知识,获得这个判断世界的一个能力,从什么地方来?就是电视历史剧、小说等等这些。所以这样一个方法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来讨论、来反思的。

王学泰:因为小说和文艺作品对人的感情影响很大。我太太虽然五十多岁,她看戏可能比你更投入。昨天还跟她说笑话,她很少看电视剧,但一看电视剧总要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说有个好人在追那个坏人,她就“你快追,怎么还没追上?”――她甚至比那个人物还要急!我女儿都说:妈妈你太投入了。实际上人投入剧情,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在投入中,不要充当一个角色,中国人看艺术作品最坏的一个毛病,就是爱充入一个角色。金圣叹他有一段批语,我觉得特别感动,他写到鲁智深的时候,就有一段批语说:我真恨我自己很单薄,不能够为人出力,来解救人群。这种心态他是好的,但是这种社会形态不同了,你不能完全按照当时的环境、当时的价值标准来想象那个时候的事情。所以说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不是一个字能概括的。金代有一个诗人叫刘英,这个人呢也是个理学家,他曾经有一首诗,最后两句就是:若以一字论心术,便有无边受屈人。就是说评价一个人,只用一个字去论他的心术,就可能有无数的受到冤屈的,一个字远远概括不了人的复杂性。

李蕾:鲁迅先生曾经有一句话,他说正是因为我们现在依然在流行《水浒》、流行《三国演义》,说明我们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这个“三国气”指的到底是什么呢?王学泰先生您怎么理解?

王学泰:我曾经过去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论“三国气”和“水浒气”。三国气、水浒气其实就是游民气,说不好听点就是流氓气,但是我不愿意用流氓这个词,因为流氓这个词现在有明显的贬义。游民气呢,第一是个中性词汇;第二、游民的产生是因为社会结构不合理产生的,他的生存方式和他的性格的弱点,都是由于社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并不是因为每个人生下来特别坏造成的,对吧?牛二和跟杨志两人都属于游民群体,但是俩人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都是跟他们的遭遇非常有关的。所谓游民气是什么呢?我在大概五六年前写的一本书中,叫《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就把游民的性格总结了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把非规范性推到极端,因为我们民族本来长期以来就缺少法制环境,本来处理问题就不规范,他就把不规范推到极端,他就说今天想怎么过怎么过,就是只问目的不求手段,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反社会性,因为我们一般大多数人是属于宗法人,都希望社会稳定,因为他在一定宗法结构中生活,因而希望社会稳定。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社会基本上二百年内它是稳定的,二百年一大乱,游民就希望社会动乱, “乱世英雄起四方”――只有乱了,他才能起来,他才能获得属于自己和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就是主动的进击精神,我们生活在宗法社会中,个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萎缩,因为什么呢?你不需要自己代表自己,他有家长有族长来代表你,你官府出的事直接就来找族长,不直接来找你,一般小问题都是族内处理。过去的县里,县官一般的并不深入乡下,甚至明代规定了县官不能下乡去扰民, 民间在农村实行相当程度的自治,所以大家伙性格萎缩了。但是他从宗法社会中出来,他就要自己闯天下,你再萎缩,那你就被淘汰。所以他具有主动进击的这种精神,所以用《水浒传》的电视剧一个歌词,就是“得出手时就出手”,这是其它阶层做不到的,所以说游民很容易在社会竞争中占得上风。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动乱的各阶层的垂直流动中,流动最大的是两个阶层:一个是皇室,可能从最高掉到最低;另外一个就是游民,可能从最低到最高。中国改朝换代一共三十几姓,游民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这我在那本书里,就有很详尽的这种统计。所以说呢,就是因为他主动进击精神了,所以他能获得的就比较多。

第四个特点就是有义,义就是游民结合的道德,游民结合时的纽带。游民要一个人想对抗宗法社会,那非常难的,特别对抗皇权的专制,他要生存、要发展,就得要跟自己相同命运的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最简单的方式是桃园三结义,比较复杂的方式,就后来的秘密会社。他靠什么结合?道德原则就是义气。所以说,因为他结合了,所以他在奋斗的时候,他只讲这个帮派的利益,只讲敌我不讲是非。你看《水浒传》中,有一个原则写得非常好:只要梁山做的,杀人放火也对;不是梁山做的,杀人放火也不对―― 甭说贪官,就是其它的义军方腊、崔小乙、还有其它山头全是贼人,唯有梁山做的才对。而且梁山也只是在晁盖宋江的时候,宋江在上梁山以前也不行。这就是以梁山的是非作为坐标,只讲义,这个对我们思维方式影响很大,大家都不自觉的有这种思维方式。

 还有一个特征,因为游民是从宗法社会出来的,而宗法社会的的文明是儒家文明,儒家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现,而他从宗法社会出来,或多或少就被斥夺了这种文明,因为这个儒家文明呢,是当时的唯一的文明,你离开了这个文明,就没有新的文明了。所以说游民实际上是被斥夺文明的一群人,当然斥夺的程度不同。但是他们确实是两种伦理道德支配的,所以他们儒家一般人群忌讳游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贪图金钱,不管怎么样,即使你心里喜欢,表面上也要说我不能这样。

(四)

    明清时期,山西的晋商是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商人集团。在其鼎盛时期,晋商势力扩张到哪里,便在哪里建立起会馆与关帝庙合一的机构。关公甚至直接影响到晋商的组织原则和商业合作理念。王相卿与张杰、史大学也曾“桃园三结义”,而后共同创立了著名的“大盛魁”商队。在商号与商号之间,晋商也采用一种叫“相与”的合作方式,结成联盟,共存共亡。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商业合作理念与模式唯中国所独有。在现代商业文明的今天,对比晋商推崇的信义精神和西方遵循的契约观念,这其中蕴涵着怎样的深刻反思?

李蕾:其实关公的崇拜,在商人中间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到服装店去,到饭店去,一进门的地方他就摆着一个关公像。那么,现在的社会比起封建统治时期,它显然是进步了很多,我们在朝一个文明的过程在走,但是人们依然在尊崇关公,而且在信仰一种有着封建局限性的道德规范。这是否说明我们现在社会存在某种缺失?应该怎么理解这种缺失?

王毅:我觉得吧,我们这个社会是从那么长远的、文化积淀那么厚的、一个宗法伦理的政治社会突然之间面对着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这个转型到现在,时间并不太久,很短。所以手足无措,人们对于新的伦理价值不理解,感到很陌生,他希望有一个依靠感,希望那个旧的拐棍别马上撒手扔了,让我们掉到一个摸不着边的大海里。这个心理上的这种依赖,我觉得都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作为我们来讲,尤其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讲,一定要看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说将来的世界是我拿着一个旧的拐棍,停在以前那个有限的地方,还是我扔掉拐棍,跳到一个大海里面去?这个将来的前途是哪一个?是我熟悉的一个大海,还是我熟悉这个拐棍?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比如我举一个小例子, 我就第一次去欧洲,在英国市场上去买鱼,买鱼嘛,当然是要幺那个份量的,我呢就很不自觉的有些不大相信。因为我在家里面买鱼,每一次就自己带一个秤,就生怕他给我缺斤少两,而且经常是这样,买一斤鱼的话,他至少给你少一两二两,双方都不信任。 所以我就不自觉地跟我妻子问说:你这个份量够吗?他就觉得非常非常奇怪,就觉得这种问题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一种问题,好象就是说对他是一个很不公正的一个提问。我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应该问, 为什么呢?就是在一个长期的商业文明积累起来的现代社会,这样问人家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王学泰:所谓我们刚才讲到商人为了表示忠信,是需要关公来做保护神或者作为效仿的对象,实际上这些都说明在法律上有缺失。因为你不忠信,让你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的时候,那你就不会不忠信。人性与其期待人的善性,还不如有效地扼制人的恶性,因为期待善性往往是人们的善良的愿望,当他不善的时候你也没办法。所以说用法律有效地扼制人的恶性的膨胀,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但是并不等于我们不期待善性,也不等于我们不提倡那种好的道德风尚,但是首先得要扼制那种恶的发展,这是一个双管齐下的过程。首先是扼制,扼制是一个基本保障,就跟你首先得要吃饭,你这个吃饭问题不解决,你解决思想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当然,它社会发展中很难的,但是说我们现在应该健全法制社会。

实际上建立诚信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我跟大家说,我今年六十二岁,我小的时候,是在解放前生活过一段。那时候,我们家不是非常有钱,是一个小户人家。但是我买东西从来没拿过钱,离我家大概二三百米地方有商店,好比我母亲说去买条烟去,到那去拿一烟就走了,他就记上帐,他不怀疑我在三节之内不给钱――因为北京是三节付钱,五月节,八月节,年,我也不怀疑我拿一条烟,他给我记上两条。因为他是熟人社会,是多年的这种信任养成的。

李蕾:现在还可能吗?

王学泰:现在不可能,因为我们那种以熟人社会建立的道德规范已经中断了好几十年,我们现在新建的这种市场社会是陌生社会,你刚跟我认识,我怎么能这么相信你?并且中国人的很多道德,是出于熟人社会的这种道德,而当进入陌生社会的时候,感到手足无措,谁也不相信谁。所以说我就觉得,这的确需要很长时间的涵养,来稳定。所以在这很长的等待过程中,第一方面或者说首要的方面,我们要有形地扼制我们社会道德中恶的东西。

王毅:商业社会对传统的经济秩序经济伦理的冲击,这在全世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你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讲,英国这个商品社会发达起来以后,伦敦到处是卖假药的,就说这卖假药的卖的假药,足足能够把英国所有人毒死。这是它当时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种很严厉的批判。

李蕾:他们那个时候就需要信仰关羽这么一个神, 诚信的神。

王毅:但是你看这个社会他是不是走的这样一条路?他不是走的这样一条路。他是慢慢建立一种制度、法制为主导的一种经济秩序,对应严重破坏社会发展前景的、破坏社会伦理的现象,它有一套积极抑制的方式,不管你立场怎么样,它都有一套法制,你看这是跟我们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对不对?他碰到跟我们很相近的这样一些问题,假货泛滥、不守信誉等等,他是不是供起一个商业神、一个信誉神、一个人格神,每一个老百姓来对他顶礼膜拜,来洗礼自己的心灵,来最后遵守一种社会规范?他不是这样做的!

王学泰:这个民主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工商社会的产物,中国始终没有走出宗法社会这个阴影,没有进入这种契约社会,所以很难谈民主与自由问题。民主与自由是针对公民来说的,它不是针对着宗法人还有这种脱序人来说的――脱序人我就是脱离了宗法秩序的人――不是针对这些人说的,这些人也不会掌握这个东西。因为自由民主的原则,它要依障于平等原则, 平等原则是契约社会的产物。就是我们交换,我跟您买卖东西,我们双方是对等原则。你要是皇帝,那我就没有买卖的这种权利,我只有贡献的义务了。所以应该说,在中国没有走出这种宗法社会的轮回――一治一乱的轮回的时候,中国虽不能说自由民主的一些观念都不存在,但是很难形成这种工商社会、契约社会的民主与自由。

李蕾:你提到一个契约社会的制度,西方社会采取的就是刚才王先生提到的契约。那么这个契约精神的核心,它和关公崇拜中的核心――忠义对比起来, 两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王学泰:契约社会它是靠法律来约束的,中国古代的工商业虽然相当发达,但中国的工商业没有脱离了那种宗法社会的特征,而且中国的工商业发展是被封建统治者、是被皇权专制紧紧控制的,中国的城市也不是象西方城市是市民活动的场所,而是封建的政治堡垒或军事堡垒。你看首都也好,大的县城也好,首先是政治非常发达的地方。而且中国长期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还有工商业者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没有自主性,因而不能有自觉性,虽然我们也有行会,但那行会不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自由的联合组织,而是政府控制工商业的一种中介,而这点就跟西方很不同,它不能维护工商业者本身的利益,所以工商业者特别要借助神灵,来保护自己很可怜的利益。

王毅: 为什么商人这么崇拜关公,这么这个看重关帝老爷对自己的商业行为和商业利益的保护作用?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可以说明:十七世纪的一个通俗小说,讲商业行为的,就是一个渔夫偶尔在一个河里打了一条特别大的鱼,他呢就想把这个鱼拿到市场上去卖,但是呢,他又想别让官府看到,把这个鱼拿走,他就把这个鱼藏在那个小船上的苫草底下了,结果没藏住,还是被这个官府的衙役看到了,把这个鱼就抢走了。这个渔夫就特别不甘心,他还想鱼既然卖不了好价钱,起码我跟着你去到官府领几文官价, 就是政府采购嘛,也应该给点钱。结果跟到衙门里以后,这个县官二话没说,把这个渔夫放倒,打了四十大板。这就是当你跟皇帝来谈你的这个民主地位、法权归属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平等的权利,你没有你这个法定的地位,你只是皇帝的一个臣民,甚至是一个蚁民,对吧?所以我们讲这个中国历代法律中,从这个《唐律》到《大明律》,开篇的是什么?是户律。什么叫户律呢?就是说规定了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职业,你是农民也好,是商人也好,你都是在这个大的皇权制度体系中的一个螺丝钉,你是被这个机器制造者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子民,你的全部的义务是什么呢?就是把你的劳作所得,或者知识分子是你的智慧奉献给统治阶级。韩愈说过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话:你作为一个子民,你如果不出租赋的话,你不服劳役的话,那么皇帝杀掉你是非常符合正义的,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一个准则。所以这样你看我们的那个契约,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您在这个宗法的等级制度里你没有契约,你不可能建立一个平等的契约关系,你只有作为子民对这个宗法组或者天子尽孝忠的这样一个义务,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商业运行的基础。就像刚才我说那个例子,你打到鱼了,你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你跟一般的老百姓可以讨价还价,但是你跟衙门你永远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你敢咳嗽一声他就敢二话不论打死你。所以后人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发地衍生出一个现代的制度文明、现代的契约关系和现代的社会伦理?我们为什么老要相信神明,包括关羽崇拜啊?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契约关系。

王学泰:我再说一句,就是西方讲个人财产独立性,风能进雨能进,皇帝不能进, 国王不能进。但我们的情况,从周朝就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没有先占权的这么一种意识,哪怕在天边你开了一块土地,对你来说你先占了,这好像是你的,但你只有使用权,还不是你的。为什么英国在最初要跟乾隆要做买卖,他就取得不了平等意识?尽管英吉利国远在天边,他根本不知道在哪儿,但既属于天下,就属于天子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意识是深入我们人心的, 所以有了这种意识,现代契约关系根本建立不起来。不仅仅皇帝在那儿,一等一等的还有小皇帝呢,对吧?这个东西是我们建立现代契约社会的一个障碍――根本性的障碍!

李蕾: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和来到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这儿重说关羽,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重新回看我们的传统文化,提炼其中最为精粹的两个字,就是“忠”和“义”, 这种忠义精神是我们文明中重要的一个拐棍,它支撑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么今天在现场呢,两位嘉宾和观众朋友们也有各自的观点,对于忠和义有着新的诠释,那也是在我们当下的社会条件下所发生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博客网版权所有
<< 节目回放:《跨越百年的伤痕·下集... / 节目回放:《关公何以为圣》 >>

专题推荐

不平凡的水果世界

不平凡的水果世界

平凡的水果世界,平凡中的不平凡。 今朝看水果是水果 ,看水果还是水果 ,看水果已不是水果。这境界,谁人可比?在不平凡的水果世界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春节的那些习俗

中国春节的那些习俗

正月是农历新年的开始,人们往往将它看作是新的一年年运好坏的兆示期。所以,过年的时候“禁忌”特别多。当然,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过年的禁忌也是不一样的。

评论
0/200
表情 验证码:

kaitan

  • 文章总数0
  • 画报总数0
  • 画报点击数0
  • 文章点击数0
个人排行
        博文分类
        日期归档